创始人
墨子（墨翟，约前468—前376）Mozi, c. 468–376 BC
诸子中最像「平民政党」的一派。创始人墨子（墨翟）出身工匠，门徒多为手工业者与武士，有严密组织、有巨子统领、有共同纪律——赴汤蹈火，死不旋踵。战国之世，墨家与儒家并称显学，韩非言「世之显学，儒墨也」；孟子的痛骂恰恰反证其声势之大。墨家主张兼爱（无差等之爱）、非攻（反对侵略战争）、尚贤（不别亲疏的用人）、节用节葬（反对铺张礼乐），并发展出逻辑学（墨辩）与自然科学（力学、光学、几何）的惊人萌芽。秦汉之后墨学中绝两千年，至清代才被重新发现——但兼爱非攻的理想、实验求证的方法，早已超前时代太远，至今读来仍如夜空闪电。
儒家讲「爱有差等」，由亲及疏层层外推；墨家偏要斩断这条弧线：「视人之国若视其国，视人之家若视其家，视人之身若视其身。」兼爱不是温情口号，而是利益论证：天下之乱起于「交相恶」，人人自爱而不爱人，则强凌弱、众暴寡；反之，「爱人者，人必从而爱之」，兼爱是社会总成本最低的博弈策略。
这一主张在宗法社会里近乎叛逆——爱怎能不分亲疏？孟子斥之为「无父」。但把目光放远，墨家是诸子中最接近「人格平等」的一家：爱人的理由不因血缘、贵贱而变。两千年后重读，「兼相爱，交相利」几乎是现代公共伦理与博爱观念的先声，其被埋没的岁月，恰是中国思想史最令人叹息的岔路之一。
墨子区分「攻」与「诛」：伐无罪之国为攻，是天下巨害；讨有罪之暴为诛，是正义之举。他算了一笔冷账：一场战争，「春则废民耕稼树艺，秋则废民获敛」，夺民之财、害民之命，纵然战胜，「计其所得，反不如所丧者之多」。这种以民生账本衡量战争的思路，把道德批判落成了经济学论证。
墨家不止于论说，更组织成行动：止楚攻宋，墨子跋涉十日十夜至郢都，与公输班沙盘推演，九攻九拒，最终说服楚王罢兵——近代「止戈为武」的国际调停理想，两千三百年前由一位平民学者亲身上演。守城器械、城防条令（城守诸篇）构成古代最早的军事工程学体系，其逻辑是：以能战止战，方为真正的非攻。
爱人利人者，天必福之；恶人贼人者，天必祸之。——《墨子 · 法仪》
《墨经》中的记载令现代科学史家震惊：平杠与支点的力学分析（「本短标长」）、小孔成像的倒影实验（「景到，在午有端」）、二进制式的「一少于二而多于五」命题，以及圆、平、直的严格几何定义——「圜，一中同长也」。墨辩更发展出「故、理、类」的推理框架与「名、辞、说」的逻辑学，是先秦唯一可与希腊逻辑、印度因明并立的思维体系。
秦汉一统，墨学因其组织性与反礼乐倾向遭官方打压，渐成绝学；科学与逻辑的萌芽就此折断，中国思想转向内圣心性一途。这段中断史成为近代学人反复咀嚼的公案：若墨学不曾中绝，华夏文明是否会走出另一条知识之路？历史没有如果，但《墨经》的残页提醒后人：那条路，中国并非从未走过。
墨家有战国诸子中罕见的组织纪律：巨子制领袖相传，门徒「以巨子为圣人，皆愿为之尸」，纪律严明，「赴火蹈刃，死不还踵」。他们穿短褐、食藜藿，自食其力，随时为道义赴死——孟胜率百八十五弟子为守阳城君之约集体殉义，是先秦最悲壮的一幕。
这种近乎宗教的献身精神，使墨家在乱世中极富战斗力，也埋下消亡的伏笔：过高的道德门槛、反人情的爱、与王权不兼容的独立组织。汉以后，兼爱沉入民间侠义，非攻化作和平基因，科学萌芽等待两千年的再发现。墨家消失了，但每逢家国危难，那些挺身而出、毁家纾难的身影里，总有墨者的魂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