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
司马迁（前145—约前86）Sima Qian
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，司马迁撰，五十二万余字，一百三十篇，记黄帝至汉武帝三千年事。它的诞生本身就是一部悲壮史诗：天汉二年，司马迁为李陵辩护，触怒汉武帝，下狱受腐刑——最侮辱人的刑罚落在史官身上。他在《报任安书》中剖白心迹：「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」；忍辱含垢十年，终于完成父亲的遗命与自己的绝唱。鲁迅评其为「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《离骚》」——一半是史学的开创，一半是文学的悲慨。《史记》确立的纪传体，成为此后两千年正史的不祧之祖；它为帝王作传，也为游侠、刺客、商人、医者立传，把历史还给了所有创造历史的人。
《太史公自序》中，司马迁为史学立下三重使命：究天人之际——探究天命与人事的关系；通古今之变——打通古今兴衰的规律；成一家之言——以独立判断写成有立场的历史。这十二个字使中国史学第一次获得自觉：历史不是材料的堆积，而是有方法论、有批判立场的知识体系。
他的立场有时近乎冒犯：为项羽作本纪，为陈涉立世家，把失败者与造反者放进帝王序列——历史书写以实际影响为准，不以成败论英雄。汉书讥其「是非颇缪于圣人」，但正是这份「一家之言」的胆识，使《史记》超越官方档案，成为活的思想。
天汉三年，司马迁因李陵之祸下狱，家贫无以自赎，受腐刑。士可杀不可辱，他两度想引决自裁，却「隐忍苟活，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」——因为《史记》未成，「恨私心有所不尽，鄙陋没世，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」。《报任安书》历数先贤：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，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，屈原放逐乃赋《离骚》，左丘失明厥有《国语》——「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」。
他把自己的苦难铸成了历史哲学：最深的著作都诞生于最深的逆境，「诗三百篇，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」。这既是自勉，也是为一切困境中的创造者立言。十年后《史记》成书，「藏之名山，副在京师」，终于「偿前辱之责，虽万被戮，岂有悔哉」——一部史书，是一个人用全部尊严完成的自我救赎。
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，用之所趋异也。——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
《史记》的文学成就世所公认：《项羽本纪》垓下之围，霸王别姬、四面楚歌、乌江自刎，千载之下如在目前；《廉颇蔺相如列传》完璧归赵、渑池相会、负荆请罪，情节起伏如传奇小说；《刺客列传》荆轲易水送别，「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」，成为汉语最悲壮的送别。人物对话皆有声口，刘邦的无赖、李斯的叹息、陈涉的鸿鹄之志，寥寥数笔而魂魄俱出。
但司马迁的文学从不止于好看：「太史公曰」的论赞笔法，把叙事与史评分开，让事实自己说话，让判断有据可依。他把《伯夷列传》写成一篇关于天道公义的疑问散文——「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」，可伯夷叔齐饿死首阳，颜回早夭，盗跖寿终，天道究竟何在？史书由此获得哲学的深度：它不只记录发生了什么，还追问这世界是否公道。
《史记》首创的纪传体——本纪记帝王、表列大事、书典制度、世家诸侯、列传人物——为班固《汉书》以降历代正史所宗，二十四史一体相承，构成世界上规模最大、延续最久的史学传统。「以人物为纲」的体例暗含一种历史观：历史是人创造的，制度与事件都由人的选择织成。
其影响溢出史学：《史记》里的成语——完璧归赵、卧薪尝胆、纸上谈兵、指鹿为马——至今活在汉语日常；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，是平民史观最早的宣言。司马迁也被历代史家奉为宗师：班固赞其「不虚美，不隐恶，故谓之实录」。一支史笔，写尽三千年兴亡，也立下了中国知识人最看重的品格——秉笔直书，虽万被戮而无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