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
杜佑（735—812）Du You
中国第一部专记典章制度的通史，唐杜佑撰，历时三十余年成书，二百卷、约一百九十万字。它打破编年、纪传的旧例，以「通」为法：上起传说中的唐虞，下迄唐天宝之末（间及以后），将历代制度分门别类贯通考察——食货、选举、职官、礼、乐、兵、刑法、州郡、边防九门，每门之下又分子目，历代因革损失一目了然。书成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（801年），为「政书之祖」，与《通志》《文献通考》合称「三通」。杜佑的史学眼光极现代：他坚信制度的演化才是理解文明的主线，「酌古之要，通今之宜」——读懂制度史，才算读懂一个国家如何运转。
在杜佑之前，史学以帝王与事件为中心；杜佑另辟蹊径：政治的骨架是制度，制度才有真正的延续性。他把历代财政、用人、官制、礼乐、军事、法律、地方、边防的材料全部打碎重组，按「门—目」体系重排，每一制度之下，历代沿革依次排列，因革损益自见——读者不必翻遍二十四史，一部《通典》在手，制度史尽收眼底。
这一「以类相从、贯通古今」的编纂法，开创了典制体史书一派：宋郑樵《通志》二十略、元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皆承其绪，「三通」续作历代不绝，直至清《续通典》《清通典》。中国史学由此获得三大体例之外的第四种可能——一部《通典》，开辟了一个延续千年的史学门类。
九门排序本身就是一篇论文：食货（财政经济）第一，选举第二，职官第三……礼乐居后。杜佑自言「教化之本，在乎足衣食」——百姓吃饱穿暖，才有教化可言；经济决定政制，政制决定礼乐。这一排序在以礼为本的传统史学中近乎叛逆，却与现代「经济基础」的洞见遥相呼应——早了一千年。
食货门的材料整理也极扎实：田制、赋税、钱币、漕运、盐铁历代沿革，条文与论议并载。杜佑亲历财政实务（历任江淮转运、度支等要职），深知「谷者，人之司命也」——一部《通典》因此不是书斋学问，而是出自律历其身的理财名臣之手，处处是实践的经验。
夫理道之先，在乎行教化；教化之本，在乎足衣食。——杜佑《通典 · 食货典》序论
《通典》每一门后附「论议」，杜佑自撰或采录历代君臣论政之言，专为「取鉴」而设：井田不可复行，故论杨炎两税法之得；兵制之弊在府兵名存实亡，故论募兵之不得不然。他反对泥古——「凡历代制度有出于一时之宜，相因不得尽同者，皆务从便民」——制度的价值标准是「宜」而非「古」。
这套经世史学观承自刘秩《政典》而光大之，下启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的「有资于治道」。杜佑仕途五十年，位至宰相，深知制度利病皆从实际中得来；他把毕生宦海观察熔铸进这部书，使其成为唐代制度的最佳实录与历代制度比较的第一手材料——后世改革者（如明清经世学者）案头必备。
《通典》的体例被后世不断扩展：郑樵《通志》以「略」分科，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二十四考详加精密，会要、会典等断代典制书蔚为大观；清乾隆敕修「续三通」「清三通」，政书遂成与纪传、编年并立的史学大宗。可以说，中国古代关于「国家如何治理」的系统知识，主要存于这一传统之中。
《通典》的影响甚至越出史学：制度经济学的今日读者会发现，杜佑关注的核心问题——财政结构如何决定政权寿命、选官制度如何塑造社会流动——依然是现代政治学的核心议题。在典章制度被视为「格套」的时代，杜佑看到的是活的结构与演化——这正是《通典》历千年而不失其读头的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