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编
司马光（1019—1086）Sima Guang
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，司马光主编，历时十九年而成，二百九十四卷，三百余万字，记周威烈王至后周世宗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。宋神宗赐名「资治通鉴」——鉴于往事，有资于治道：这是一部写给统治者的历史教科书，每一卷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有的政权兴盛，有的覆亡？司马光的史学观朴素而冷峻：「史者，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。」全书以时间为经、事件为纬，「事以年系，人因事显」，一百三十六朝的治乱兴衰被压缩成一面巨大的镜子。它不追求文采如《史记》，而追求精确如律令；朱熹不满其叙事重于义理，另作《通鉴纲目》，恰反证其分量——此后帝王案头，《资治通鉴》与《史记》并峙，一个讲人物与精神，一个讲制度与因果。
《资治通鉴》的立意极为明确：不为收藏而编年，专为治道而垂鉴。司马光自陈：「专取关国家兴衰、系生民休戚，善可为法，恶可为戒者」入书——凡与治国无关者，虽美不录；凡兴衰所系者，虽细必书。三家分晋开篇即是名论：周天子亲自背书三家僭越，「先王之礼于斯尽矣」——名分一坏，天下随之解体，全书以此定下「礼治纲纪」的基调。
宋神宗赐名「资治通鉴」，视其为「历代兴衰之总账」。此后帝王将相案头必备：康熙批阅十七遍，乾隆读史批注不绝；曾国藩言「先哲惊世之书」，毛泽东通读十七遍并留下万余字批语。一部书被最高权力者反复研读千年，这在世界史上绝无仅有——它证明了中国人对历史经验的执念：今天的一切，历史上都发生过。
《资治通鉴》的编纂本身即是学术工程学的典范：司马光先作《历年图》定框架，再以「丛目」汇总史料，继而成「长编」（宁失于繁，毋失于略），最后笔削定稿。刘恕、刘攽、范祖禹分段协撰，各领一段，而全书文风一律如出一手——副刊「考异」三十卷，凡史料有异，逐条辨析取舍，开创史书考异的先河。
编成之时，司马光自言「臣之精力，尽于此书」。洛阳独乐园十九年，起于英宗治平三年，成于神宗元丰七年；两年后司马光拜相尽废新法，一年而卒——一生功业，一半在政坛，一半在书斋。今天读《通鉴》，读的不仅是历史，还有一个人如何用一生回答一个问题：秩序为什么崩坏，又如何重建。
鉴前世之兴衰，考当今之得失，嘉善矜恶，取是舍非。——司马光《进〈资治通鉴〉表》
《通鉴》写兴衰，从不归于天数，而归于人谋与制度：秦之亡，亡于暴敛而失民；汉之兴，兴于约法而得心；王莽之败，败于名实相悖的改制；唐之盛，盛于纳谏与均田；安史之乱，乱于边权重而内轻。司马光按年编事的背后，藏着一整套政治病理学——病灶在何年何月种下，又在何年何月发作，脉络分明如病历。
他尤其留意「初」——一切崩坏的起点：晋亡于何？非八王之乱之日，而在武帝平吴后纵情逸乐之初；唐衰于何？非黄巢之变之时，而在玄宗倦政、李林甫专权之初。「祸患常积于忽微」，最危险的信号总是最先出现在无人注意处。这种纵深诊断，使《通鉴》成为一部治理的预警手册。
司马光的史论（「臣光曰」一百余则）立场鲜明：礼者，纪纲也——秩序的核心是名分与规则；才者德之资也，德者才之帅也——用人以德为先，智伯之亡因才胜德；创业与守成何难？太宗问政，房玄龄与魏征各执一端，他借史事给出平衡的答案。他的判断未必时时合于现代价值——保守主义底色使其对变法一系多有贬抑——但作为一套内洽的治理哲学，其自足与严谨令人叹服。
《通鉴》之后，编年史蔚为大观：续资治通鉴长编、续资治通鉴、明通鉴、清通鉴，一千多年的续写使这部书成为中国通史的脊梁。胡三省注《通鉴》三十年，王夫之著《读通鉴论》六十四篇，历代大儒皆以此书为思想的演武场。可以说，一部《通鉴》养出了一个传统：以史为镜、以史为鉴——这四个字，至今刻在中国人的政治本能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