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明代计成(字无否,1582—约 1642)所著园林艺术专著,成稿于崇祯四年(1631),三卷,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造园学著作。计成是画家出身的造园师,「少以绘名」,中年转事园林,在镇江、常州、仪征、扬州营建多处名园(如寤园、影园)。《园冶》以骈四俪六的骈文写就,文采斐然:兴造论、园说论造园总纲,「虽由人作,宛自天开」「巧于因借,精在体宜」八字为造园学千古纲领;园说以下分立相地、立基、屋宇、装折、门窗、墙垣、铺地、掇山、选石、借景十篇,掇山篇详论园山、厅山、池山诸法,借景篇收「林皋延伫,相缘竹树萧森」之妙。此书明清之际一度湮没,东传日本后被视为造园圣典,1930 年代回归中国——一部书,立起东方空间美学的法典。
《园冶》的第一原则只有八个字:「虽由人作,宛自天开」——园林是人工的,但必须呈现天然的样子。这是对造园最严苛也最自由的标准:反对对称、反对机械,山要「有真为假,作假成真」,水要「疏源之去由,察水之来历」;一切人工的痕迹都须藏进自然的逻辑里。计成批评当时俗套——「排如炉烛花瓶,列似刀山剑树」的对称布置,正是匠气之病。
这八个字是东方美学的总纲:与西方几何园(凡尔赛式的修剪整齐)恰成两极,中国园林追求「人在画中游」的自然拟态。它背后是中国哲学对「天工」与「人力」关系的理解:最高的技巧是不见技巧——此意上承庄子「既雕既琢,复归于朴」,下启中国一切造物美学(园林、紫砂、盆景、枯山水)。
《园冶》的两大方法论:「因」是因地制宜——相地(选址)第一,「园地惟山林最胜」,有高有凹有曲有深,顺势而造,不必改造地基;「借」是借景——「夫借景,林园之最要者也」,远借、邻借、仰借、俯借、应时而借:借来园外之塔、邻寺之钟、四时之花、朝暮之云,园境因此无限延伸。
「精在体宜」则是分寸之学:体是体例合度,宜是恰如其分——「宜亭斯亭,宜榭斯榭」,不乱造、不多造。这套方法论使中国园林成为空间哲学:园不在大小,「筑园无格……自成天然之趣,不烦人事之工」——半亩之地可成山林之想。今天城市设计谈「借景」「在地性」,计成四百年前已说得透彻。
巧于因借,精在体宜。——《园冶 · 兴造论》
《园冶》最技术性的贡献在掇山:园山、厅山、楼山、阁山、书房山、池山、内室山、峭壁山各有机杼——「池山:池上理山,园中第一胜也」,若大若小,更有妙境;叠石讲究「瘦、皱、漏、透」的太湖石审美,同时警示「石无山佐,亦不成立」——石与植物、建筑、水体的整体配合。理水则讲「疏源之去由,察水之来历」——活水才有生气。
这些技术细节使《园冶》成为可操作的手册:今天的园林工程专业仍以其为必读书;苏州拙政园、网师园、扬州个园的叠山艺术,皆可与书中理论互证。计成本人则以寤园、影园的实践印证其学——「园冶」之「冶」,正是熔铸自然于一炉的匠意。
《园冶》命运多舛:明末刊本流传不广,清代几近湮没,中国本土长期无存。书稿东传日本,江户后期被汉学者发现,尊为「造园圣典」;1930 年代,中国学者(朱启钤、阚铎等)自日本抄回,纳入「营造学社」刊印,此书方重归故土——与《营造法式》的重光同为近代学术佳话。
陈植等现代学者为之校注,把它确立为园林学的学科奠基之作;世界学界公认其为最早的造园系统理论——比欧洲第一本造园书早约一个世纪。今天《园冶》被译成英、法、日多种语言,苏州园林申遗成功,全球「中国园林」营造皆奉其法度。计成生前潦倒,「每润笔之资」而作——他不会想到,那册骈文写就的小书,四百年后成为东方空间美学的世界名片。